罗瑞卿和毛泽东
毛泽东点将,罗瑞卿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却说:“叫我做公安工作,我不太会做,不如叫我去打仗。”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公安部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这是一个新建立的部门,一切都是未知数,而公安系统是新中国举足轻重的部门,必须选最合适的部长。毛泽东点了罗瑞卿的将,说相信他能干得最好。
1949年1月,北平(1949年9月27日改为北京)和平解放,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兵团政委的罗瑞卿参加了入城式。之后,罗瑞卿又到西柏坡参加了七届二中全会。会后,他又赶到太原前线,任太原前线副政委。
当时任司令员兼政委的徐向前病得比较厉害,中央军委决定由周士第和罗瑞卿代理指挥。太原战役发起前,彭德怀来到前线。而这时兵力部署已经就绪,彭德怀声明不干预具体事情。四天四夜,军队攻克了太原。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参加太原战役的部队,一部渡江南下,一部进军大西北。就在传言罗瑞卿将出任西北军区副政委时,5月下旬,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来电,中央要他到军委公安部担任部长。
这个任命出乎意料。罗瑞卿乘坐火车来到北平,当面请求周恩来允许他去西北打仗。
美国发起的中东战争所引发的“隐患”终于显现出来。“打后不管”的美国已经让全世界看到了他的“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实质。“战争罪犯”与“麻烦制造者”已经给美国打上了永远也无法抹去的“烙印”。这种发自中东内部的政治动荡与反美情绪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地步。无论是亲美的或是反美的势力,正在选择和转变自己原有的政治趋向,重新“洗牌”将使美国陷入中东的汪洋大海之中。美国如果再战中东,必将陷入陷入泥潭,不战美国将臭名昭著,失信于阿拉伯盟友国家,再想重返就会面对更加复杂地窘地。美国进退两难的处境,也让全球看到了美国不过如此。这将极大削弱美国的霸主形象,更让追随的盟国也为之失望。
1、 中东将成为全球最不稳定的地区:
教派的争斗是美国一手造成的恶果,打破了原有的基本平衡与相互制约,这使得中东各国之间的教派矛盾凸显,冲突加剧,伊拉克将成为整个中东内乱和战争的导火索,而被美国扶持的伊拉克现政权,几乎没有抗衡的能力,一片散沙的军队,不堪一击的战斗力,堪称全球最能领工资的“军队”,最不具备军人“尊严”的军队,随时可以为生存换军装的“军队”。再好再现代化的装备也不能挽回这种军队最后的失败。而支持这种势力的国家正是美国的铁杆盟友甚至是美国自己。他们以教派观念私下为极端组织出钱出力,根本不顾美国的整体战略布局,不顾美国的中东需求,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教派利益之争”。这将是整个中东进入了全面混战的开端,一个别样的中东势力——isis已经诞生。这种什叶派与逊尼派混战,将严重动摇中东各国的政治走向,支持isis就是支持恐怖组织,打击Isis就是打击逊尼派,这种错综复杂地地缘教派意识,将造就一个反美的伊拉克新政权。伊朗与叙利亚出兵援助什叶派,那就会遭到逊尼派国家的强烈干预,不支持就将造成伊拉克什叶派的倒台。而美国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出兵再战伊拉克。所以,伊拉克的现政权最多能坚持多久呢?
单看当今的isis的政治诉求:不是支持伊拉克国内的逊尼派执政,而是自己要建立一个反美反的逊尼派 “国家”。美国即便是再扶持一个伊拉克的逊尼派上台也不能遏制“恐怖组织”的建国梦。美国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即将在伊拉克出现。这伙人一旦上台建国,那将是美国的噩梦,更是美国式政治的衰败。与伊拉克为邻的伊朗和叙利亚很有可能参战,维护逊尼派的地缘执政地位。那么中东将成为混战局面。怎么收场,美国只能被动地接受,唯心地感叹。
对中国而言:坐山观虎斗是唯一的选择,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即便中国在伊拉克的经济利益暂时会受到严重地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从长期利益来讲,中国依然可以稳定和平衡各个教派的关系。中国在中东地区没有盟友,但是也没有敌人。中国的不干涉内政的“五项原则”依然会发挥到有利于中国的作用。中国可以同中东两个教派做生意,也可以同两个教派交朋友。中国走进中东目的也只是经济市场的因素,而没有政治诉求,中国不管你是那个派别,只要同中国有经济共同利益,能够保护中国的投资利益,中国就可以与任何人来往。你美国可以认定一个组织是否是“恐怖组织”,你可以用“双重标准”审定一个国家的对与错,而中国也可以结交美国的盟友,更有权结交美国的敌人。中国的政治走向不是依附于美国利益至上的,中国有着自己的核心利益,具有自己的原则立场。就像乌克兰的现政权一样,至今还在承诺延续与中国的合作项目,不会放弃与中国合同和友好合作,这里面没有因中俄签订经济大单而撕破脸皮。中国的信誉和强劲实力任何国家都是认可的。
美国可以打烂一个国家,isis也可以打残一个政权,中国更有能力建起一个国家,中国就是“不干涉内政”,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又能把中国怎么样吧。谁动了中国的“奶酪”中国就有权反击,制裁,甚至打残打烂他,当今的中国是谁也约束不了的,这就是中国的一贯立场。美国让中国出兵,真实天真,中国不是“傻子”,中国不会介入,中国不会上美国的当。不信我们就看看所谓的“恐怖政权”会怎么对待中国吧。我想不管哪一派上台,都需要中国的投资于市场,更需要中国的态度。如果,他们直接伤害了中国利益,撕毁原有的合同,中国再出兵也不晚吗?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大踏步的前进。中国出不出兵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不会受到美国的指挥,中国如果出兵,一定是要打出一个符合中国利益的国家来,而不是为了现政权和美国利益而出兵。这一点美国也应该想到的。
2、激进的反美势力抬头,将使中东变得恐怖难收:
这些曾经被美国扶持过的 “恐怖组织”凭借着狂妄无度地兴奋,在美国打下的伊拉克城池之后,从几个简单地“基地组织”中不断地衍生,先是与美国人合作打叙利亚,不但得到了美国的援助,也得到了中东其他国家的资助,他们从战争中不断地发展,组合,扩张,直到形成有效地集团形式,干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直接挑战美国在中东的区域利益,向美国扶持的伊拉克政权下手。而且,这股势力与往日的“极端组织”不同,他们的军事行动不是毁灭一个城镇,而是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些来路各异的人群与军事人员,都有一种难以置信地狂妄梦想,更严重的是他们是在有知识,有头脑,有智慧的人控制之下的,他们抢夺银行,占领石油产业,就是要掌控国家的经济命脉,他们有了钱首先是“惠及民生”,“施恩于民”,“购买军力”,联络和拉拢本教派成员以及国际恐怖组织成员,用高效地战绩一举拿下了伊拉克的多座城市,接管了城市的管理权。从这一点上看,他们与其他报复性“恐怖主义”有着明显地不同。 这种强势一旦成为气候,那么整个中东将陷入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的纷争。没有外力的介入,中东自己很难自主调和与阻止。
罗瑞卿说:“现在形势很好,仗也打熟了,叫我做公安工作,我不太会做,不如叫我去打仗。”周恩来说,现在全国胜利在望,不要很长时间了。旧的国家机器打掉了,就要建设新的。公安部是管家的,很重要。
罗瑞卿建议:“公安部部长还是请李克农来当好,他比我熟悉。”红军1932年打漳州时,就有红军保卫局,局长是李克农,李克农一直没离开本行。
罗瑞卿的意见不无道理。为什么没选李克农来当公安部部长呢?中央给各中央局及分局有一份电报,说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保卫与情报工作,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
李克农一直是我们党内的情报专家,理所当然是情报部部长了。所以周恩来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就这样定了。周恩来认为罗瑞卿的保卫经验不一定比李克农差。并说:今晚毛主席要见你,就不要再提打仗了。
当晚,李克农用车把罗瑞卿送到毛泽东住所———香山双清别墅。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到公安部工作?还要去打仗?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还去打仗,那行吗?”
罗瑞卿深情地说:“我真想随大军打向西北、西南,亲眼看见胜利的红旗插遍祖国大地。我是不太愿意再做公安保卫工作,可是党让我做,我决心当一辈子人民警察!我向毛主席表示,不会可以学习,可以请李克农帮助,一定要把党交给的公安保卫工作做好。”
罗瑞卿跟毛泽东外出寸步不离左右,就是在长征时养成的警卫习惯。
罗瑞卿最早与保卫有关的职务是在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他随第四纵队在蛟洋一带担任大会的警卫任务。从此,他就与保卫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33年初,担任红四军政委的罗瑞卿因头部重伤疗养了一段时间,回到部队后,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
这可能是照顾,因为一直到长征途中,他的伤口也没有彻底好,吃饭都成问题。就这样,从第四次反“围剿”到长征,大约三年,罗瑞卿一直当保卫局局长,积累了丰富的保卫经验。
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后,罗瑞卿每次行军都跟着军团部。只要大队人马一出发,他就照例出现在军团首长的身边,只在吃饭和睡觉时才回到保卫局。那时,军团长是林彪,政委是聂荣臻。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等经常随红一军团行动,保卫虽然由中央保卫局负责,但罗瑞卿仍把保证他们的安全当成自己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求不出一点问题。以后,罗瑞卿跟毛泽东外出寸步不离左右,就是那时养成的警卫习惯。
罗瑞卿对保卫工作要求十分严格。虽然红军处于大规模的转移途中,但他仍然要求保卫局一丝不苟地做好日常工作。每次大的行动前,他都要召集全体人员交待任务,行军从哪里到哪里,打什么仗,保卫局怎样配合等等。
平时,罗瑞卿把保卫局的同志派到下边去,每个师三五人组成一个小组,休整时才集中。整个长征过程中,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工作尤其是对首长的保卫工作,没有出一点差错。这与罗瑞卿的工作是分不开的。由于表现出色,他曾于1933年荣获一枚二等红星奖章。
罗瑞卿在保卫方面的出色才干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深得周恩来的赏识。渊源就在这里,新中国的公安部部长自然非他莫属。
罗瑞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军队和地方抽调干部,组建班子。
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天安门斜对面的一片兵营,作为公安部的大本营。经过军委批准,公安部规划为六局一厅:一局(政治保卫)、二局(经济保卫)、三局(治安行政)、四局(边防保卫)、五局(武装保卫)、六局(人事)和办公厅,以及中央公安干部学校、监狱和直属的武装部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中央纵队。
1949年10月15日,罗瑞卿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讨论解决公安机关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和公安工作的任务、方针等问题。这次会议为新中国的公安工作确定了方针和政策。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同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稍后,罗瑞卿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
罗瑞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军队和地方抽调干部,组建班子。周恩来指示,将华北社会部的全部和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和人员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本力量,原华北社会部副部长杨奇清担任公安部副部长。
并从各个野战军调来了徐子荣、雷荣天、邓少东、蔡顺礼等一批领导干部。架子搭起来了,全国各地区公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基本配齐,但中下级干部奇缺,尤以西南、华南和西北等地最为严重。
罗瑞卿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除我们自己应努力培养外,必须依靠军队输送一批中下级干部,作为建设全国公安工作的骨干。”
罗瑞卿还给周恩来和时任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写了报告,要求从华北军政大学调一批知识分子来公安部做参谋工作。大批军队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到来,为公安部的队伍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年斗争的成果首先应当归功于党,其次应当归功于人民群众。我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
1959年4月28日,经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任命罗瑞卿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8月18日至9月2日,罗瑞卿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扩大会议。
9月18日,刘少奇发布命令,任命罗瑞卿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离开军队10年后,罗瑞卿又重新回到军队任职。其实,罗瑞卿在公安部也不能算离开军队,因为他担任着中央军委委员,所以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大将军衔,只不过他在军队没有具体职务罢了。
9月24日,公安部召开全体干部大会,欢送罗瑞卿到总参谋部任职。在大会上,罗瑞卿说,“今年是建国10周年,我搞公安工作也搞了10年。10年斗争的成果首先应当归功于党,其次应当归功于人民群众。
从我们公安系统来讲,功劳首先是同志们的、大家的,我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作为公安部党组的领导作用来讲,首先是党组的集体领导,我只是党组的一个成员……至于我个人,我的毛病、缺点也是很多的。
你们不论直接提也好,写信也好,或是公安部通过什么样一种形式把你们的意见表示出来也好,我都愿意听。这也算是10年共事,作为对我的帮助,以利于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再重复这些缺点,不再发生这些毛病。”
“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就是对我们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在过去10年中,我们所以没犯大的错误,基本上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经常是兢兢业业的。
当然,你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尽善尽美了?那也不一定,还有很多错误、缺点。我们可以检查一下,10年来,凡是我们听党的话,执行党的指示,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总是胜利很大,错误很少,偏差甚小;凡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出了偏差,我们的工作就办不好。
中央公安部是这样,各地公安机关也同样是如此。你们可以去看,凡是哪个地方公安工作做得比较好、比较出色,对敌斗争是比较胜利的、有创造性的,内部是团结的,大体上你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的第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条件,就是那个地方的公安机关同党委的关系是正确的,或者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听党的话的,是诚心诚意不打折扣地、带有很高自觉性地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的。